(2)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76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41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7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4条第五项)。
例如，许多国家规定了全民复决和公决程序，而且一般都在公民表决前有一定的修宪草案公告期来广泛听取和发表意见﹙如爱尔兰、丹麦、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瑞士、智利﹚。故将自己的长久思考片断以笔记形式补充表述于此，提供大家参考批判。
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的某些高学历法官们行使审判权，将鼓励市民拍摄违章照片的行政方式革新探索行为否定后，广州市公安机关顶不住各方面压力，最终只好将这个活动暂停实施。[2] 职业拍违族与广州市公安机关签订了《拍摄交通违章承诺书》，承诺遵守法律规定，确保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他们于2003年7 月面向社会发布了《关于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的通告》，这是一个抽象型的行政指导行为，推出拍摄交通违章有奖活动，鼓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照片提供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此作为线索，经核实并与其他证据印证后去处罚违章的机动车驾驶员，经查证属实的照片提供者可以获得20元钱的奖励，实际上这是一个行政奖励行为。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10] 记得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系统地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经配套改革的必要性在党内外逐渐形成很高的共识，于是有关机构于1988 年组成若干调研组﹙共10 个专题、30个小组﹚开展《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各部分的初稿陆续完成，遗憾的是由于1989 年政治风波和党内人事变动等重大因素的影响，这个《决定》胎死腹中，没能如愿推出，错失改革良机，后来也似乎没有条件和魄力再推出，系统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美好愿望落空。
首期培训班刚开课，社会上就对此提出严厉批评，给这些老总和带队干部造成很大压力。即便有此共识和行动了，也不好说哪个因素就绝对关键，能够一蹴而成。纵观世界各大国的成长史，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分裂状态下崛起为一个大国，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在分裂状态下实现复兴。
综上可见，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不仅是特别行政区制度本身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发展，而且对于实现特别行政区内各领域的善治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基于此，治理理论在理念、模式等方面，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治理理论不可简单套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根据《基本法》，制定特别行政区经济、社会政策的权力属于特别行政区，因此，保障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责所在。特别行政区制度为特别行政区居民参与国家事务提供了管道，比如特别行政区居民通过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方式参与国家事务。
其二是治理作为社会制度调和的概念性或理论性表现。随着特别行政区制度作用的拓展，旨在实现国家统一的主权，不再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唯一的核心内涵，而如何通过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实施以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融合、保障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则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功能的新内涵
这就是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国家的做法，政府在一些条件下也会积极行政来履行生存照顾、指导帮助的行政职责。1982年宪法是我国的现行宪法[1]，它施行31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成绩斐然，法制建设的进步也令人瞩目，并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五﹚我国的宪法政治实践如何，应当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的宪法政治实践 宪法的政治实践和宪法权威的提升，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国现实国情来看，为提高施行宪法的效果，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来改善施宪机制。
狭义的现行宪法仅指现行有效的宪法典。上述情形越来越不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实际。有人认为，代议制度实行两院制就科学，实行一院制就不科学，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种代议制，但它是一院制，就不科学。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同时基于民主主义的原则，还保证民众有充分机会对宪法修改事宜表达意愿，行使民主权力。例如，许多情况下还可通过宪法解释来达到与宪法修改基本相同的目标，也可让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现实，影响社会现实。
同时他们也深感委屈，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柔性的行政指导和行政奖励的组合行为，给予奖励是为了补偿拍摄者的成本。这是在当今中国语境下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基本判断[8]。
实行这一原则的结果，既增强了宪法的适应性，又保证了宪法的必要稳定性，因而也就有效地维护了宪法的权威性，这可以说是我国现行修宪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些都需要通过修宪得到更明确的宣示。不过在实际上，决定草稿构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以后还是在形势所迫下陆续、分散地推出了一些，例如改变实际存在的终身制，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制度，重大责任事故追究制度，现代公务员制度，领导干部任期审计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行政补偿等多种民告官制度，以及后来分步推出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尽管这些制度创新力度和运行成效远不尽如人意并且一再出现倒退﹚，这就使得政治、行政、文化、法制的民主性有所增强，与民主品格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调整要求有所呼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张力和距离有所调控，从而保证了经济改革和发展成效得以持续显现。但宪法文本本身也非常重要，或者可说最为重要。故应切实把宣传、学习、掌握宪法知识作为普法教育内容的重中之重，把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普法教育对象的重中之重，采取综合措施努力提高人们的宪法素养，增强人们的宪法观念特别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观念，这是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形成新型的宪法文化的必然要求。4. 1982年宪法还设置特别条款确立了特别行政区制度。
那怎么办？政府就出手了，在政府机关和相关机构腾出一些简单岗位吸纳这种人来做临时工作，例如打扫卫生、值班站岗。政治民主影响了经济民主，企业共决制等经济民主形式也就发展起来了。
﹙四﹚宪法中写进表明宪法精神、原则而似乎缺少规范性的语句是否有意义 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在此项活动推行过程中，公安机关对市民提供的违章照片进行严格审查核实，合格的予以采用，有作弊行为的一律不采用，取消其职业拍车族的资格，对于涉嫌违法者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莫于川﹙1956-﹚，男，四川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暨法治政府建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我国宪法具有开放性的品格，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value pursuit 注释: [1] 所谓现行宪法，有广义、较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现行宪法是指现行有效的宪法典、修正案、宪法解释以及某些国家的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等特殊形式规范。这些修改后的宪法条款中的关键词的增减和排序调整，都是人们认识变化的结果，体现了科学性、平衡性和现代性的特点。可以说，自此凡是与之不符合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制度，都须按照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并通过法定程序加以修改调整，才具有合宪性、正当性。1988年以来形成的惯例是采用修正案方式和相应程序对宪法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宪法中关于国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经过多次修改已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经过2004年修宪，已不再仅仅是以前的引导、监督、管理这三个词就可概括了，而是采用了鼓励、支持、引导、监督、管理这样五个词作为定语，其中增加了鼓励、支持两个词作为定语来表述，以此对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国家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各国都在追求宪法制度的良善建构和运行。在经济、政治、行政、文化和社会改革创新的过程中，人们日益认识到必须摒弃集权、打破垄断、放松规制、约束权力，逐渐就崇尚民主、追求自由、注重平等、尊重人权、保护权利、鼓励公开等形成共识，这些主张与认识也成为改革时代人们新的价值追求。
宪法和法治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协调和促进关系是立宪、修宪的主旨和基本追求。从宪法规范走向宪法现实必须进行长期艰巨的努力，树立宪法观念、改善施宪机制、完善修宪程序是其中的三项重要举措。
这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一、两个典型事例引出的宪法思考 人们的思维习惯往往是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因此从分析讨论个案入手，有助于人们深化认识、形成共识、一致行动。现行宪法31年变迁和31 条宪法修正案，乃是我国经济政治改革与法治发展的一个缩影﹙尽管由于多方面原因这样的努力也显得力度不够，有待继续深入推动﹚，它们有助于宪法既高瞻远瞩又符合实际，既确立长远目标又提供现实指导，从根本法的角度为我国全面、深入、协调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力的指引和保障，其多方面的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从宗主国的控制下独立出来，成立了新型的民族国家，这是政治的民主。
一些国家规定在修宪建议提出后必须解散并由公民重新选举议会来通过修宪案﹙如比利时、瑞士﹚。记得当时就有旁听的学生提问：现在强调依法行政，那么浙江的做法有无法律依据？我当即就作了如下简要回答。
那么，就知情权而言，在民主与法治的实践中，要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不但要通过制定《信息公开法》等举措，还需要通过修宪把知情权更明确地规定在宪法中，丰富依法保护层次，加大依法保护力度。﹙二﹚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现行宪法能否保证达到这一目标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没有宪法层面的根本性保障是不行的，对此，我国宪法已有相应的一些规范。
传统上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生存竞争只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政府不用管。能有大进步当然好，谁都不拒绝大进步，但进步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因此不怕慢、就怕站，即便在大变革时代也不要瞧不起微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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